山峦含黛、层林尽染，血脉传承、暖意萦怀。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会址庄重古朴，“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7次来到这里，大力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来到会址前，亲切接见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随后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会址。习近平再次仔细观看了会址各个场所，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前驻足察看，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向讲解员提问。他来到当年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的厅堂，凝望着廊柱上富有鲜明战斗性的标语，注视着当年会议代表取暖留下的斑斑炭火印迹，同大家一起回忆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斗的情景，并向大家介绍他每次来古田参观的情形和感受。

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习近平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一件件文物、一组组数字前凝神观看，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他表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

闽西革命老区是“红军之乡”“将军摇篮”，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对老区人民一直牵挂在心，先后19次来到闽西，每次都要专程看望老红军和军烈属等人员。这次来古田，习近平又专门把10位老红军、军烈属和“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代表请到古田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同他们亲切座谈。

下午，习近平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习近平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主要包括：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日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古田会议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不讲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对削弱党的战斗力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对不执行党的决议、不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的非组织化观点，对小团体主义和享乐主义，制定了有效的反对措施和切实可行的规矩。之所以召开这个会议，又与此前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党建军问题上曾产生不同意见密不可分。回顾这段历史，或许能对我们今天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一步增强党内团结引发一些思考。

（一）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部队，在江西宁冈县的砻市会师。两军会师后，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工农红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接着，又召开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第四军军委。同年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任特委书记。

这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前委，中共“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信中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

红四军收到中共中央这封信时，已是11月2日。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的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2月初，红四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时，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这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由于当时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自中共六大组成的新中央回国后，半年内几次派人送信给朱、毛，但始终未能联系上，中共中央对此“莫不胜焦念”。红四军撤出井冈山在赣南一带游击的消息，中共中央是从报纸的报道中得知的。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此信史上称之为中央“二月来信”。

中央“二月来信”的全称，是《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信中要求红四军“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500人。同时要求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

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4月5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随后，中共中央不再坚持朱德和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而将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派来了。刘安恭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派来的，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到来自然很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曾“停止办公”的军委，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二）

离开井冈山之后，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而临时军委的设立，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引发这场内部争论的，是前委与军委之间的职权如何划分。

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城。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大会由陈毅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有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议还讨论了前委的组成人选问题，决定以前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按照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党部派一名主要负责人为委员。其余的委员名额，由军直属队推选出陈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各推选纵队负责人，上述五单位又各推选出一名士兵代表。在正式选举中，这13个人选全部当选。接着举行前委书记的选举，结果陈毅当选，而原本是中共中央指定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却落选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合适继续留在军中工作。恰在此时，中共闽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将在上杭的蛟洋召开，于是，毛泽东与第三纵队司令蔡协民、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谭震林、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红四军直属队支部书记曾志等，受红四军前委的委派，于7月8日由龙岩动身，前往蛟洋代表前委出席会议并对会议加以指导。

（三）

192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报告红四军4月5日从瑞金发出的对中央“二月来信”的复信。周恩来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已决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于是，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红四军，要求其派人参加会议并汇报工作。

红四军前委收到由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特委转来的中共中央来信时，朱德和陈毅正率部进驻连城的新泉，而毛泽东还在蛟洋参加中共闽西一大。7月29日，朱和陈从新泉赶赴蛟洋，与毛泽东等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商讨应对闽、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会剿”的作战计划，并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其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很快同中共中央接上了头，并汇报了红四军的有关情况。9月1日，陈毅写出关于红四军情况的五个书面材料：《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中共中央对这几个报告是很重视的，其中还特地将第一个报告刊登在《中央军事通讯》的创刊号上。

随后，周恩来等人和陈毅多次讨论研究红四军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同时，周恩来让陈毅根据此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和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快，陈毅写出了这份题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文件，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对于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后军内引起热烈争论的若干问题，“九月来信”作了明确解答。关于前委与军委的问题，信中指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超过9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

红四军七大之后，军中的主要领导人只剩下朱德一人，军中思想政治工作难免有所放松。1930年1月6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军八、九、十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他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

1929年10月1日，陈毅结束了在上海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携带“九月来信”动身返回红四军。10月22日，在广东蕉岭县的松源与朱德会面。当天晚上，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听取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致信毛泽东请其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这时的毛泽东，一方面健康正在恢复，另一方面看了陈毅传达的“九月来信”，已知中共中央的态度，乃于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合，并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三项重要的决定：

（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

（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同一天，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自己回到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信中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2月上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撤出长汀，前往连城的新泉与在这里活动的第四纵队会合。然后，全军在这里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与军事整训。同月中旬，他们又率部开赴上杭县的古田，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依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共达三万字。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强调，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不能将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届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强调要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矩。例如，关于极端民主化问题，决议案提出的纠正的方法，除了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外，还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具体要求是：

（一）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二）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三）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四）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

（五）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对于党内存在着的少数不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的非组织观点，决议案指出的纠正方法是“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同时特别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古田会议不但成功解决了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而且对于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如何保证党和红军的纯洁，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促进了红四军的团结。